从山西平遥县城出发，沿着省道向西行驶，当路边单调的景色被成丛的向日葵取代时，梁家堡村就到了。

这里与大部分中国北方农村一样安静沉寂。只有随处可见的向日葵黄得发亮，让村子显得有些生命力。很少人知道，在这些茂盛的向日葵脚下，有中国砷污染最严重的地下水。

2017年7月下旬，清华大学的20多名学生每天都在这条省道上往返。他们大多来自环境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是“学生清源协会”（下称“清源”）成员。协会简介中的“宗旨”是“运用专业知识，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学生大部分喝自来水长大，在梁家堡，他们的宗旨变得颇为现实：“让村民喝上干净的水。”

在开往山西的火车上，几乎每位同学都在期待，自己真诚的态度和来自最高学府的科学“馈赠”，会得到村民淳朴的回报。

现实中，村民回馈他们的更多是冷漠，甚至怀疑。这些熟练操作各种精密科学仪器的年轻人没预料到，在村子里“搞科研”，需要蹲在土路边，顶着大太阳补塑料桶、洗沙子。

他们喝的水，砷浓度是世卫组织标准的20倍

“清源”带来的“科研成果”看起来并不复杂：两个白色大塑料桶装入沙子、石子和铁钉，被一根水管连接起来。在一篇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臭氧层》的论文里，它的名字叫做NIS filter（除砷慢滤池）。

回想第一次见到慢滤池实物时，“清源”的现任会长曹逸宁说：“颠覆了我对那个‘明星产品’的想象。”她不敢相信这样一个“外形粗犷”的装置真的能起到净水作用。

直到在梁家堡村，同学把发黄、有异味，甚至能看到红色线虫的地下水倒进塑料桶，过了一会儿，从另一个塑料桶底部的出水口涌出了清澈无味的水，她才开始相信这台装置的效果。

慢滤池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功能，是她在现场看不到的。

“清源”团队从慢滤池流出的水中取样带回北京。最终的分析结果显示，水样的砷浓度低于50毫克每升，达到了中国农村地区饮用水标准。从梁家堡水井里直接抽出的地下水，砷浓度接近200毫克每升，几乎是国家标准的4倍，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标准的20倍。

在梁家堡村，人们早就习惯了与这个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的化学元素共处，却对它知之甚少。它的名字与乡村生活相去甚远，很多村民都不知道，经常出现在各种民间故事和通俗影视剧里的剧毒物质砒霜，正是砷的氧化物。

世卫组织曾把砷和二噁英、苯、镉等著名“健康杀手”放在一起，列入“引起重大公共卫生关注的10种化学品”。

“可溶性无机砷是剧毒物质，长期摄入无机砷会引起慢性砷中毒。”世卫组织在其官方网站上解释，“可能与长期摄入无机砷有关的其他不良健康影响包括发育影响、神经毒性、糖尿病，肺部疾病和心血管疾病。”

芬兰奥卢大学在一份研究报告里提到，砷暴露与自然流产、死胎、出生体重、新生儿和婴儿死亡率呈正相关。

“清源”团队中，一位牛津大学的学生凯瑟琳·阿诺德走访了梁家堡村的村医。已经为村民看了30年病的医生告诉她，梁家堡村很多人都会患上一种独特的病，他们的掌心会无缘无故地起茧。

这与世卫组织有关砷危害的提示是一致的：长期接触高浓度无机砷的先兆症状通常见之于皮肤，包括色素沉着变化、皮肤损伤以及手掌上的硬斑和双足上的肉垫（角化过度）。

根据世卫组织一份报告中的数据，这些症状说明他们暴露于砷的环境中至少5年，还可能是皮肤癌的先兆。

科研成果用到村子，需要花不少钱和时间

“清源”是在2014年遇上梁家堡村的。

在一场与太原理工大学关于地下水污染的交流中，一位名叫梁洪刚的学生告诉“清源”，自己家乡的水质很不好，缺少有效的净化装置。那时他还不知道，在家乡浑浊的水中，还隐藏着一种更可怕的物质。

时任“清源”社长的凯特·史密斯很快到了村子。在现场，这个主攻饮水安全的留学生发现自己带去的检测仪直接“爆表”：仪器只能显示当地地下水砷浓度超过了100毫克每升，没有更高的数值可以显示。

后来，水样被送到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测水中心，砷浓度数值最终确定在200毫克每升。

事实上，梁家堡村所在的太原盆地一直是中国地下水砷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在2013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美国圣地亚哥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介绍，地下水砷污染一般发生在干旱地区。“这些地区的饮用水极端依赖深部地下蓄水层（含水的岩石体）中的地下水。在这些地下蓄水层中，来自火山岩的沉积物和其它来源的沉积物含有天然形成的砷。”

研究团队还利用新建立的模型，绘制了中国的地下水砷污染地图。

图中，太原盆地的轮廓被用颜色最深的红线圈了出来，梁家堡村就在“深红”之中。

2007年，当地政府曾在梁家堡村建过一个净水站，能有效过滤地下水中的有机物和砷。如今这个净水站依然完好无损地躺在原地，只是早已不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