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定陵入口处

文 | 杨津涛

回首往事，中国的考古发掘，曾因功利主义思维作祟、文物保护意识不足等原因，发生过许多的“发掘即摧毁”的考古憾事。

定陵遗恨

1955年，明史学家吴晗邀请郭沫若、茅盾、邓拓、范文澜、张苏联名上书，请求发掘埋有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指导的工作队认为，长陵是主陵，应先“试掘”其他规模较小的陵，积累经验。后决定试掘明神宗朱翊鈞的定陵。①

经过两年多的发掘，定陵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包括600多件袍服、布料。其中皇帝的衮服、龙袍等巧夺天工，如以缂丝方法织造的衮服，所用材料除大量金线、孔雀羽毛外，还有红、蓝、绿等28种绒线。

然而，在定陵地宫开启后，这些原本绚丽多彩的丝织品没有得到很好保护，以至被空气侵蚀而褪色、变脆，并留下黑斑。②对这些袍服的后续处理，也不专业。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这种涂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涂料老化龟裂，丝织品也随之碎裂”。③由于此前明朝丝绸几乎没有实物留存下来，技艺也已失传，因此让定陵丝绸的损坏显得尤为可惜。

定陵的大量文物“发掘即摧毁”，成为一桩历史遗恨。

吴晗如愿后，刚刚写完历史剧《武则天》的郭沫若也跃跃欲试，提议发掘合葬唐高宗、武则天的乾陵。1960年，陕西省提交《乾陵发掘计划》。郭沫若大力支持：

“毫无疑问，肯定有不少字画书籍保存在墓室里！打开乾陵……也说不定武后的画像、上官婉儿等人的手迹都能见到！石破天惊，一定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

鉴于技术落后，该计划未获同意。1973年，郭沫若第二次请求挖掘乾陵，又被否决。④

在郭沫若请求开掘乾陵时，定陵的考古工作其实并没有结束。1979年，参与过发掘的赵其昌、王岩等继续编写定陵的考古报告。赵其昌回忆说：

“可惜的是20多年的岁月，不少文物已经面目全非了。棺椁毁于定陵建馆之初，帝后尸骨、头发、牙齿毁于‘文化大革命’，原始资料有散失，照片底版有霉污，特别是那些囊括了中华精品的帝后服饰、织品等等，几经翻动，残损更甚，所幸几大册发掘工作的原始记录，尚保存完整。”

1990年，他们编写的发掘报告《定陵》出版。大约同期，定陵的帝后服饰也启动复制。1988年9月，文物专家谢辰生带着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的明神宗龙袍、马王堆素纱禅衣，送到李先念家中，“请他过目”。在交谈中，当李先念“了解到万历龙袍已经全部炭化时”说：

“我历来反对挖大墓，挖出来保护不好，就毁掉了。”⑤

图注：炭化的万历龙袍

消失的兵马俑上彩绘

定陵的悲剧依旧在不断上演。

1972年~1974年，徐苹芳参与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时发现：

“墓被水泡着，有一片藕片在水里漂着，很漂亮，可拿出来一见阳光就烂光了，跟鼻涕一样，只有痕迹，没有样子了”。“我们亲眼看见的，马王堆的文物刚挖出来的时候，非常光鲜，但一天天看着它变化，却毫无办法，太无奈了。”

1976年，考古队对广西贵县的罗泊湾汉墓进行了发掘。在清理文物时，有人发现了一个看上去像炸弹的“弹形壶”。一个人“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浆以后，找不到开盖的地方，倒来倒去，一不留心，把盖冲开了，倒出一坛清水。有人说：‘是酒，不要倒掉！留着化验！’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晚了，水被倒了个精光。”十分可惜。⑥

秦兵马俑上原本涂有彩绘——工匠先在烧好的陶俑上涂一层生漆，再在生漆层上涂各种矿物色。上世纪70年代几次发掘时，彩绘在考古人员准备拍照的瞬间消失了。这是因为生漆老化后，一旦和氧气接触，很快就会翘起来，导致彩绘脱落。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刘占成回忆他在1978年“发现残留色彩，但眼看着它就掉了，非常心疼。”

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反思说：

“当年有两个原因造成彩绘消失，一是那时候没有技术和材料，二是没有严谨的保护意识，早期发掘仅仅是把它挖出来。”